刘邦集团整体出身地位较低，组成复杂，既有自丰沛起事就跟随刘邦的旧部，也有转战各地搜罗的人才，更有从项羽集团投奔而来的。

赵翼对刘邦集团成员组成总结的十分恰当：

“惟张良出身最贵，韩相之子也。其次则张苍，秦御史。叔孙通，秦待诏博士。次则萧何，沛主吏掾。曹参，狱掾。任敖，狱吏。周苛，泗水卒史。傅宽，魏骑将。申屠嘉，材官。其余陈平、王陵、陆贾、郦商、郦食其、夏侯婴等皆白徒。樊哙则屠狗者。周勃则织薄曲吹箫给丧事者。灌婴则贩缯者。娄敬则挽车者。一时人才皆出其中。”

刘邦正是依靠这些布衣将相的力量，才得以成就帝业。

这不仅是刘邦个人的胜利，也是其集团成员的共同胜利，“自古帝王之兴，曷尝不建辅弼之臣所与共成天功者乎！汉兴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陈之岁，初以沛公总帅雄俊，三年然后西灭秦，立汉王之号，五年东克项羽，即皇帝位。八载而天下乃平，始论功而定封。讫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

故汉朝建立后，刘邦大封功臣，立二等之爵，大着封王，小者封侯。随着刘邦身份的转变，其部属也由布衣向王侯将相发生变化。刘邦称帝，君臣名分确定，尊卑有别，刘邦与其集团成员的关系正式走向君臣关系。汉初的君臣关系也由楚汉之争时期的平稳关系向开国后的猜疑、敌对方向发展。

一、君臣相互猜疑

汉六年刘邦分封大臣已有二十余人，其余还没来及封赏，诸侯相互争功欲先行受封。刘邦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问到：“此何语？张良告诉刘邦“此谋反耳。”上曰：“天下属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属取天下，今陛下为天子，而所封皆萧、曹故人所亲爱，而所诛者皆生平所仇怨。

今军吏计功，以天下不足遍封，此属畏陛下不能尽封，恐又见疑平生过失及诛，故即相聚谋反耳。”司马光评价此事认为张良为“高帝谋臣，委以心腹，宜其知无不言；安有闻诸将谋反， 必待高帝目见偶语，然后乃言之邪！盖以高帝初得天下，数用爱憎行诛赏，或时所害至公，群臣往往有觖望自危之心。”认为君臣裂隙渐深，关系十分紧张。

封侯群体以萧何和张良为例，他们与刘邦的关系在消灭强敌后，从相互信任到猜疑防范，虽然双方关系并未向异姓诸侯王一样决裂，但也是呈紧张状态。

萧何是刘邦亲自认定的头号功臣，坐镇后方为刘邦“镇国家，抚百姓，给餽饟，不绝粮道。”功劳极大，可以说没有萧何的支援，刘邦是不可能战胜项羽的，但即便如此，刘邦也是多次猜忌萧何。

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汉三年，刘邦与项羽在前线相持时，“数使使劳苦丞相鲍生谓丞相曰：“王暴衣露盖，数使使劳苦君者，有疑君心也。为君计，莫若遣君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从其计，汉王大说。”

汉十一年，赵相国陈豨叛乱，刘邦亲自出征，萧何与吕后在关中诛杀韩信后，刘邦“拜丞相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诸臣皆向萧何贺喜，而只有故秦东陵侯召平向萧何吊唁，究其缘由，召平一语中的“祸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卫者，以今者淮阴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卫卫君，非以宠君也。原君让封勿受，悉以家私财佐军，则上心说。”相国从其计，高帝乃大喜。”

汉十二年秋，英布谋反，刘邦又率军平叛，期间“数使使问相国何为”，面对这种情形，萧何门客对萧何说：“君灭族不久矣。夫君位为相国，功第一，可复加哉？然君初入关中，得百姓心，十馀年矣，皆附君，常复孳孳得民和。上所为数问君者，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汙？上心乃安。萧何为了消除刘邦的猜疑只能从其计，上乃大说。”

从刘邦的三次大悦可以看出，刘邦对功高盖主和声望日隆的萧何心生猜忌之心。只要刘邦在外出征，便时常派遣使者询问萧何的行为，明显的不信任萧何，担心其在后方自立，萧何每次面对刘邦的猜疑，都听从他人计策以表明忠心，甚至不惜买田以自污，刘邦的三次大悦，足以说明对萧何的警示目的达到。

路遇关中百姓对萧何强买田宅的告发“民道遮行上书，言相国贱彊买民田宅数千万”，刘邦只是笑对萧何曰“君自谢民”，但萧何为百姓请上林苑土地时，却大怒并将萧何下狱，认为萧何是收买民心之举，“乃下相国廷尉，械系之。”作为相国，其境遇如此凄惨。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於千里之外的张良能够善终也是得益于自己独特的为臣处世之道，避免了被刘邦猜忌。

张良辅佐刘邦成就帝业，汉朝建立后却能及时功成身退，放弃齐地三万户的封赏，选择与刘邦初次相会的留地为封邑，表明自己很看重与刘邦的相识。

张良深知兔死狗烹的道理，因此在汉初的政治环境下，他凭借对刘邦的深刻认知和准确分析，做出了一个极具智慧的选择，借助学道修仙保全自己的安危。

天下安定后，高调宣称自己修仙学道“原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乃学辟穀，道引轻身。”以躲避朝中政治纷争，“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杜门不出岁馀。”表现出一副要避世学道，不问世事的态度。

正是这种态度才使得张良能够明哲保身，免受猜疑得以善终。司马光对张良评价十分中肯“以子房之明辨达理，足以知神仙之为虚诡矣；然其欲从赤松子游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际，人臣之所难处。如高帝所称者，三杰而已，淮阴诛夷，萧何系狱，非以履盛满而不止耶！故子房托于神仙，遗弃人间，等功名于外物，置荣利而不顾，所谓“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

汉初君臣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没有因刘邦去世消失，太子刘盈即位，主少臣强，吕后对大臣多有忌惮之心，便与审食其密谋“诸将与帝为编户民，今北面为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尽族是，天下不安。”

想要杀光功臣杜绝后患，被郦商劝阻。吕后死后，诸吕之乱被功臣集团平定后，大臣们迎立代王刘恒继位，但刘恒和其下属却对这群刚刚政变的大臣不敢信任。部属张武说“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大将，习兵，多谋诈，此其属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吕太后威耳。

今已诛诸吕，新喋血京师，此以迎大王为名，实不可信”，并劝文帝“原大王称疾毋往，以观其变。”汉文帝犹豫再三后还是决定赴长安即位，为保护自己安全“乃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以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入宫不久就安排心腹大臣保证自己的安全，其紧张形势可见一般。

后来文帝回想当时情形“方大臣之诛诸吕迎朕，朕狐疑，皆止朕。”说明汉文帝当时也是对这些大臣不是很信任。有拥立文帝之功的绛侯周勃在封地担心功高受诛“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绛侯勃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后果然被告发谋反“有上书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长安，逮捕勃治之。”而被抓入狱。

众多事实都能说明汉初自高祖到文景数朝君臣关系处于相对紧张的局面。

二、起兵谋反被诛

韩非子曾言“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楚汉之争中的刘邦君臣关系就是如此，双方以利益相连。韩信初次面见刘邦就进言分封天下城邑“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

随何说服英布其中一条重要理由就是“臣请与大王提剑而归汉，汉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况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刘邦与韩信、英布等人的合作都是依靠利益交换而维系的。汉初立二等之爵和分封异姓王就是维系和平衡君臣之间微妙关系的权宜之举。

刘邦在被诸将共同推举为皇帝后，面对手握重兵的诸侯王们，刘邦不得不采取妥协的办法先稳定局势。异姓诸侯王的存在始终是汉初威胁之一，所以刘邦在局势稳定之后，对异姓剪除和削弱行动陆续展开。以韩信为例，用兵如神的韩信自汉中拜将以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引兵下井陉，诛成安君，徇赵，胁燕，定齐，南摧楚人之兵二十万，东杀龙且，西乡以报，此所谓功无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为楚汉之争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刘邦对韩信的态度是一直持有戒心的，楚汉之争中数次夺取韩信兵权，“信之下魏破代，汉辄使人收其精兵。”韩信与张耳平定赵地后，驻军于修武休整，刘邦却“自称汉使，驰入赵壁，夺两人军。”

韩信指挥汉军，在垓下击败项羽后，刘邦“还至定陶，驰入齐王壁，夺其军。”并将韩信由齐王徙为楚王。

刘邦正是害怕韩信过人的军事才能，既用又防。当有人告发韩信欲谋反之时，没有丝毫怀疑就立刻亲自将韩信拿下，贬为淮阴侯，控制在长安都城之内。

韩信最终还是被吕后诛杀，没有逃脱狡兔死，良狗亨；高鸟尽，良弓藏的命运。

韩信之死也代表了汉初众多异姓诸侯王的悲惨下场，更何况诸侯王们在楚汉之争也积累了强大的实力，所以其余异姓诸侯王也是接连被刘邦予以剪除。“

汉初，他们合作的基础由于刘邦的全面胜利而丧失，刘邦与诸侯王的关系只是战争时期松散隶属关系的一种延续。”加上刘邦想要加强中央集权和诸侯王想要保持一定独立性之间的矛盾愈发激烈，形势已到了难以调和的局面。当燕王臧荼起兵反叛被刘邦所杀时，汉初分封的其他异姓诸侯王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纷纷准备为乱保全自己。

燕王臧荼、韩王信、淮南王英布迫于形势先后谋反失败后被杀，梁王彭越被告发谋反后被诛，赵王张敖被废国，只有长沙王吴芮因实力弱小而被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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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梁王彭越死的最为冤枉，栾布在彭越死后为其喊冤“方上之困於彭城，败荥阳、成皋间，项王所以不能西，徒以彭王居梁地，与汉合从苦楚也。当是之时，彭王一顾，与楚则汉破，与汉而楚破。且垓下之会，微彭王，项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传之万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为反，反形未见，以苛小案诛灭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

彭越如此大功，却以小案诛之说明刘邦是有意制作冤案，消灭和逼反各个异姓诸侯，扫除潜在威胁。就与刘邦从小一起长大，恩宠无以复加的卢绾被封为燕王后，面对刘邦遣使验证其左右是否有反意时，表现“愈恐，闭匿，称病不行。”最后也不得不反，死于塞外。

汉初异姓诸侯王帮助了刘邦赢得楚汉之争，建立汉朝。但汉朝建立后，双方关系却愈发紧张，由楚汉之争时期的盟友关系转变为敌对关系，既是形势使然，也是双方根本利益冲突的表现。